配资 明道配资差异化环保税率激励“绿色创新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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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日前配资 明道配资,我国首部环境保护税配资 明道配资法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。从2018年1月1日起,全国范围内的排污企业将无差别执行环保税纳税义务,而已施行近40年的排污费也终将退出历史舞台。环保税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体现“绿色税制配资 明道配资”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单行税法,是贯彻“五大发展配资 明道配资新理念”中绿(港股00904)色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,更是落实中央提出“税收法定原则”要求的具体行动。

  笔者认为,由“费”改“税”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通过“税收法定原则”提升执行力和透明度,有助于减少征管腐败,降低征管成本,更在于以税率的差异化来激励“绿色创新”。具体来说,就是用税收杠杆来影响企业的环境保护行为,这才是“绿色税法”所要承担的长远使命。

 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市场条件下人类行为的社会科学,为我们理解和如何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大量、有效的视角和工具,其中的税收调节作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。税收调节有激励、无谓损失等多种机制,但最为核心的就是税收直接影响价格变化,并由此提供鼓励或者抑制的作用。而价格变化则是改变人们行为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,能够直接或间接使得环境受益或受损。例如,汽油价格比较便宜的时候会增加其使用量,以致对环境造成很大的直接损害;同时,油价便宜的话,还会因为往返交通费用减少而使得人们选择到更远的地方居住,间接干扰野生动物的生活环境等。

  具体到生产企业而言,不包括环境成本的价格促使企业追求规模经济。我国目前大量低端产业就是因为这一因素,将低价格产品销售到国外,却将污染等留在了国内。市场的力量非常强大,但其运行并非总是有效率地配置资源,环境产品往往会出现“市场失灵”。环境产品如空气、草地、森林、海洋等许多自然资源,往往不具有排他性,必然会导致“公地悲剧”和“搭便车”问题,导致污染任意向大气排放、过度捕捞等过度消耗资源的现象,但市场往往无法提供限制。我国空气污染如雾霾等,就是“市场失灵”的结果,环保税便是纠正“市场失灵”重要措施。环保税最早可以溯源到100多年前著名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所提出的“庇古税”,即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对排污者征税,用税收来弥补排污者生产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,使两者相等。

  西方国家利用税收政策来加强环境保护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。许多国家的探索和实践证明,利用税收手段治理环境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,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,环境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改善。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征收硫税,碳税最早由芬兰于1990年开征,碳税一般是对煤、石油、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按其含碳量设计定额税率来征收的。环境税的重要作用不仅仅在于节约资源、减少废弃物排放、限制高能耗产品,更在于它能激励技术进步,即“绿色创新”。

  数据表明,企业的排污成本在政府采用征税政策后更高,因而减排对企业而言收益更大,所以,征税比免费许可证制度(限制排放)能产生更强的减排推动力,也比补贴更能激励创新。丹麦在推行生态税收制度后,不仅有效地保护了本国的环境,而且为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发展积累了资金,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,成为欧盟国家中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。因此,“绿色税法”的目的并不是立足于“收钱”,更应该以差异化的税率来激励“绿色创新”,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。此次的环保税法规定,环境保护税的税额标准设置了下限和上限,例如,大气污染物税额1.2-12元,水污染物税额1.4-4元,固体废物5-1000元等,各省份可以在上述幅度内选择具体的使用税率,这为激励企业“绿色创新”留出了空间。多排污多缴税,对环境有正面贡献的可获得税收激励(少缴税),从而为企业绿色发展提供创新的内在动力,真正让环保税起到应有的作用。值得一提的是,“绿色税法”的表决通过,必将对我国环境保护产生深远影响,企业必须正视这一重大变化,尽快采用环境友好的生产经营方式,这也是企业生产的“达尔文法则”,否则就有可能被法律所淘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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